2014年10月6日下午,潜逃两个多月的河南省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的一个出租屋内,被河南警方抓获。

当晚10点27分开始,陆续接到三四个朋友通过电话、短信、微博和微信的通知。当即给河南省、洛阳市的一些官员打电话,却无一回应。在给洛阳公安局一名副局长的短信里,我告诉他:郭市长找到了?早听说你们分两路追逃,一路在长沙,怕影响到你们,没有报道……

或许是短信起了作用,7日上午,这位一直木有回音的副局长终于在电话里亲口向我证实:郭确实抓到了,“人还羁押着,任务完成了。不能多说,有纪律。”

这是两个多月来洛阳官方第一次向记者正面披露副市长潜逃事件的进展。一直沉默的洛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炳旭,也给我发来短信,让我关注官方通报。

给副局长的短信,并非心理战。9月底,我就已知道郭宜品可能在长沙。

9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在洛阳和朋友聚会,来了一个警察。他当晚本来要外出执行抓捕任务,因临时公务取消才有空过来。

得知我在洛阳调查郭宜品失联一事,他说了一句:正在追逃,我们分了两路,一路去了长沙。不过他没说另一路去了哪里。

9月25日,我采写的报道在南方周末头版刊发,重点描述副市长失踪后当地官方的应对,没提河南警方到长沙追逃的细节。跟公安打交道多年,我深知公安追逃时最怕泄密。所以,“慎报抓捕专班的行踪”是我撰写涉警报道时很注意的一点。

报道里没有写的,还有郭宜品妻儿的个人信息。在洛阳采访期间,网上不断传出郭的“妻儿也跑了”的消息。我费了不少心思,打听到郭宜品妻儿的工作单位,包括他们的年龄、名字、职务和近况,证实“妻儿跑路”是假消息。

郭的儿子在当地一家银行工作,妻子在洛阳市政协。两人单位的领导相继向我证实,他们都在岗。为进一步核实,我还跟郭的儿子小郭通了一个电话。

跟小郭通电话时,我担心他拒绝,没有明确告诉他我记者的身份。聊完后于心不忍,在返回酒店的路上短信他:XX,抱歉,刚才电话因为担心你回避,我没有说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是南方周末记者,但你放心,我不会写你的名字,主要是证实你是不是像媒体报道的那样跑出国了。

在谣言满天飞之时,完全可在稿子里写明上述信息以证明真实和权威。但写稿时颇多斟酌:一旦披露他们的具体身份和姓名,会给他们带来诸多麻烦。此外,郭涉嫌贪腐潜逃,郑州市检察院已立案,但其妻儿没有被纪检部门带走接受调查,说明目前官方还没有证据证明其妻儿有涉。

郭的儿子一直没有回复我的短信。在知道他父亲在长沙被抓后,我也第一时间短信了他,他也没回。尽管我已尽力保护他,但伤害可能已经造成。

另一个没有写的细节,是郭宜品逃跑的原因。到洛阳第二天,当地一位知情的朋友就告诉我,郭当县委书记期间当地曾发生矿难,死亡44人失踪6人。但郭去北京辗转找到了一个高官的儿子,花了500万元,最后只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该高官及其儿子都落马后,郭宜品担心牵出自己,曾专门打探消息。

因为无法从其他渠道核实上述信息真伪,而且点出了该高官姓氏,这些信息全都放弃了,没写进报道里。数日后,有其他媒体提到此事,信息大体相同,只是行贿金额变成了千万。

做记者,写报道很多时候我都会“顾虑重重”,因此失去了很多点击率。但我坚信,正是这样的工作心态,也给我带来不少机会。靠着耐心,打无数的电话、发无数的短信,才能说服一些被媒体同行觉得不可能采访到的高层官员接受采访。

有意思的是,在自己用“笨办法”取得突破时,江湖上却流传着另外一些说法:2010年及2012年年初,我两次采访王立军,有同行说我跟王立军是亲戚;2012年年底,我专访到重庆公安高层,有同行说我是受邀去给重庆公安说好话;今年4月,我采访最近刚落马的原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人大副主任秦玉海,有同行说是秦玉海授意秘书请我去的。

在这些人眼里,我这样的记者,是不该靠着几条短信几个电话就能采访到王立军们的。他们相信阳谋,相信私情,唯独不相信那句老话:做人要将心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