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厚铎向记者介绍西厢房里的故事阎昭/摄

3月7日下午,时隔一年,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再度站在了北京市西城区上斜街金井胡同1号的老宅子前。

与去年类似,老宅子的木门向内敞开着,两旁加盖的建筑将大门挤得十分窄小,门槛已被移除,百年前的雕梁画栋如今亦腐朽不堪。唯一不同的是,老宅子门前挂着的“沈家本故居: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铭牌旁边,贴上了一张政府的动迁通知。

侯欣一回头向身后的沈家本后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打了声招呼,“瞧瞧吧”,径直走了进去。

在风雨中破败的枕碧楼

即使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沈家本故居比起金井胡同的其他院落来,也显得更加残破和拥挤。

故居原本是三进四层的院落,大门外有照壁,大门内有影壁,可如今都不复存在了。照壁处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两层小楼,影壁则拆掉,留出了一人多宽的通行道路。道路两旁堆满了破旧的自行车和砖砌的煤柜,柜子上面又堆放了修自行车的铁匣和一些杂物。再往里走,四合院三进四层的构造已经完全分辨不出了,到处都加盖起无数的砖房,原来的房屋也尽可能地向外延展。后院甚至盖起一排简易棚户小屋,每间房也就几平方米的空间。尤其令人窒息的是,故居各房门头上拉扯着大把的电源、网络类的线路,密密麻麻,透过这些线路的间隙,仰头仅能看见一点天空。

庆幸的是,当年沈家本所建的藏书楼“枕碧楼”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侯欣一爬上破旧的木质楼梯,告诉记者,这里就是曾经的“枕碧楼”,现在里面还住着一户人家。侯欣一介绍,出生于1840年的沈家本,自1900年被任命为刑部侍郎,至1913年逝世一直住在这里。在他看来,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法学家、“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中国“法制现代化之父”。

沈家本故居原本是废弃的吴兴会馆,沈家本买下后经过修整,住了下来。1905年,沈家本在院子的东侧建起了一栋两层木质小楼,即后来被命名为“枕碧楼”的著名书斋,沈家本的许多著作都在这里完成,楼中曾藏书五万余卷,一时颇负盛名。

在“枕碧楼”中,沈家本会见过清末、民初的许多名人。清末帝师陈宝琛,后来当了大总统的袁世凯,做过民国政府总理的段祺瑞、徐世昌、汪大燮,以及国民党元老陈英士、胡惟德、王宠惠等,都到过这栋小楼。那些修律时的官员与学者,如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松冈正义、志田钾太郎、小河滋次郎;伍廷芳、俞廉三、许世英、董康、江庸、杨度等也都曾在这里长谈短晤。

早在1990年,沈家本故居就被公布为宣武区(2010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以原西城区、宣武区的行政区域为新的西城区的行政区域)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西城区政府又重新装了“西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牌。然而近20余年来,沈家本故居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住户越来越多,至动迁前多达53户人家;违建也越来越多,几乎到了只要有一点立锥之地便能盖起一间房屋的地步。多年来,不仅故居的原始面貌被完全改变,连有大量历史价值的砖瓦、墙壁和房间都被破坏和毁损。

“据我所知,沈家本故居现在是公产,搬迁等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所以我提出提案,建议国家尽快多方筹资将沈家本故居内的居民迁出,恢复该建筑的原貌,建成中国传统法制文化博物馆,使其成为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教育基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发

挥其应有的文化作用。”侯欣一说。

故居里的故事

说起沈家本故居为何成了公产,沈厚铎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13年沈家本逝世后,他的后人依然住在这座老宅里。1937年,北京被日本军攻陷,这座院子被一个丁姓汉奸看中,出了八袋面粉的价格,要强行买走。老实的沈家人无奈之下,只好搬离金井胡同,枕碧楼上的五万卷藏书,也跟着一起搬走了。

没落的官宦家族,在战争中飘摇不定,生活越来越苦。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沈家人就只好卖掉沈家本的一些藏书,来维持生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将沈家本故居作为汉奸财产收归公有,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将其拿出来分给百姓居住,直到今天。

如今,在这座百年老宅里,沈厚铎依然能寻到一些往昔先辈的踪迹。西厢房旁边有一间小屋,沈厚铎介绍,他的姑姑、沈家本的孙女余谷不以(沈仁垌)参加革命后,曾隐居在这里。故居后院有一株沈家本手植的皂角树,活到现在过百岁了,已亭亭如盖,夹在两间屋子中间,被住户们用隔离板围起来,也算一种保护。

沈厚铎出生第二年,他就随着沈家人一起搬离了这座老宅,即便如此,他每次来到沈家本故居,总会因为想起每一个家人而唏嘘不已。

艰难的腾退工作

如今,沈家本故居内大量房屋已经贴上了封条,显示故居的腾退工作进入尾声阶段。据沈厚铎介绍,估计还有两三家没有搬离,正在尝试和政府协商获得更好的拆迁补偿,全部腾退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腾退工作启动之初,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根据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公开的项目计划,沈家本故居的改造属于2015年启动的“宣西北”棚户区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改造自2015年3月底启动,至2015年年底共腾退居民80余户,涉及300多人。

实际上,自从1990年沈家本故居被列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就有人巴望着拆迁,谁不想住上楼房呢?即使是沈家本住过的地方,那点“仙气”又与那些住户何干呢?一名已经迁出、曾在故居居住了五年的住户告诉记者,早在2013年前后,上斜街就已经有政府工作人员入户调查了,包括沈家本故居,和旁边的太原会馆、四川会馆都曾传出要马上拆迁的消息,每一次都会迎来住户们的一阵盼望,然后又归于寂静,没有下文。直到2015年西城区政府改造计划的实施,住户们才终于盼来拆迁的一刻。

侯欣一透露,西城区政府光投入腾退居民的费用预计就超过了1亿元,还不包括后期修护沈家本故居的费用。

名人故居保护的尴尬

从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到终于腾退住户,这20余年的时间里,沈家本故居所经历的违建、改建、破坏等遭遇,只是国内大量名人故居的一个缩影。

早在2006年,北京市政协就曾对北京老城区的名人故居做了调查,308处名人故居中,只有三处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0处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被列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3处被列为保护院落或普查登记文物项目。其余的189处没有列入任何保护项目,其中三分之一已被拆除。

2009年5月和2011年年底,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先后两次被开发商部分拆除,就已经暴露出国内大量名人故居没有挂牌确认、没有列入保护项目而被肆意毁损的尴尬状况。

即使如沈家本故居这样被列入了保护项目的,保护状况也不容乐观。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党洁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北京现有的名人故居,除去少数被保护开发、政府企事业单位占用、私人购买以外,多数和沈家本故居一样,沦为了大杂院。这些大杂院,有80%的比例长年失修、破损不堪,危房比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激增到今天的50%,人口密度集中、居住条件恶劣、消防隐患突出。

党洁认为,缺少立法的明确规定,是名人故居保护遭遇尴尬的重要原因。“十多年前,北京就有人呼吁制定《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但至今未见踪影。”党洁说,目前,多数地方名人故居保护依据的法律仍然只有《文物保护法》,依照该法进行保护时,没有考虑名人故居的特殊性,例如“先保护,后确认”“修旧如旧”等原则,而对于破坏名人故居的犯罪行为,《文物保护法》的处罚力度也偏弱,只规定了50万元的最高罚款额度。

对此,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张宝秀认为,可以借鉴国外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的经验,从加强立法、明确管理机构、加大资金筹措、创新保护形式等多方面对名人故居加以保护和利用。

“日本从1950年就开始实施《文化财保护法》,1975年作了修改,明确规定名所旧迹为受国家保护的‘文化财’,即中文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张宝秀介绍,“美国则更加重视。1966年美国颁布《国家历史保护法案》,联邦政府以国家名义认定并保护名人故居,并通过提供优惠条件引导开发商遵守政府制定的有益于保护名人故居的开发条款。自1976年起,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还多次进行税收改革,为旧城更新提供税惠措施,以此促进名人故居的保护。”

在管理机构上,张宝秀介绍,许多国家的名人故居管理机构是多层次的,例如日本,分为国家级管理、地方管理和社会管理。在日本,除了政府管理名人故居,有一些协会也可以管理,如日本全国城郭管理者协议会;甚至一些社会法人团体也可以管理,例如日本小说家志贺直哉的故居,就是由奈良市的一所大学进行管理的。

张宝秀认为,国内名人故居的保护形式也有值得创新的空间。相比国内,德国的名人故居保护方式就要丰富许多。“除了国内运用的几种形式:功能更替式保护、部分拼补式保护、整体修缮式保护,德国还有遗迹残存式保护、整体平移式保护等。例如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的故居,就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边上,阻碍了即将修建的索尼中心的规划,于是德国政府耗资500万马克,将整幢建筑物向外平移了150米,完好地保留了故居的风貌。”

采访中,多数专家认为,明确管理机构、制定管理办法是名人故居保护的当务之急。在完善立法和机制的基础之上,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创新保护方式,加强保护理念,名人故居保护的尴尬境遇或许可以早些结束。

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淳,历任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并兼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等职。

1901年,清廷责成袁世凯等人保举“熟悉中西律例者”修改《大清律例》。沈家本与伍廷芳一起被保举修订法律。其间沈家本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了中国法律旧籍。经此介绍到中国的东西诸国法律和法律学论著,涉及之广、数量之大,前所未有。

沈家本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删除了凌迟、枭首等残酷的刑罚,禁止刑讯和买卖人口,废弃了奴婢律例。这部法典的制定意味着传统法制创新的开始。

此外,沈家本还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虽然这些新法典远不曾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未曾施行,但其制定的本身就已经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的革命。

中华民国成立后,沈家本引疾不出,专心著述,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汉律摭遗》。

沈家本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上斜街金井胡同1号,现为西城区重点保护文物。